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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恒過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慮而后作,征于色發于聲而后喻。

          “人恒過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慮而后作,征于色發于聲而后喻。”

          ------該詩句摘自先秦詩人孟子及弟子的《生于憂患,死于安樂

            舜發于畎畝之中,傅說舉于版筑之間,膠鬲舉于魚鹽之中,管夷吾舉于士,孫叔敖舉于海,百里奚舉于市。

            故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是人 一作:斯人)

            人恒過,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慮,而后作;征于色,發于聲,而后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

            然后知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也。


          賞析二
            《生于憂患,死于安樂》這篇短文不但立論高遠,見解卓越,道常人所不能道,而且論證明晰,邏輯嚴謹,有不容置辯的說服力。本文善用排比,層層深入進行論證,形成壓倒一切的逼人氣勢,在藝術上也很值得稱道。
            孟子在這篇不到二百字的短章中,圍繞客觀環境與個人和國家命運的關系,闡述了“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的深刻道理。
            文中說一個人要成就大事,一定要經歷許多艱難困苦的磨煉,只有經歷艱難困苦,經風雨,見世面,才能鍛煉意志,增長才干,擔當大任。安逸享樂,在溫室里成長,則不能養成克服困難,擺脫逆境的能力,會在困難面前束手無策,遇挫折、逆境則消沉絕望,往往導致滅亡。所以他得出結論:“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
            文章一開頭并沒有正面提出任何觀點,而是一口氣列舉了虞舜、傅說、膠鬲、管仲、孫叔敖、百里奚等六位古代圣賢從貧賤中發跡的例子。這六個人的共同特點是他們在擔當“大任”之前,都曾飽經憂患,經歷過坎坷艱難的人生歷程。正因為付出了非同尋常的代價,這些圣賢才能“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成就一番宏大的事業。所以這后面的結論又倒過來說明了這六位圣賢成功的原因。“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為使動句。動心,使心驚動。忍性,《孟子正義》釋為使本性(性格、性情)符合仁的要求。忍,能也;能,任也,故忍性為任性。孟子主張性善,仁義禮智生于心,即本于性。任其性,即以仁為己任也。“曾益其所不能”,使他們增加了做本來不能做的事的能力。命運的挫折,身心的磨難,不但沒有使他們屈服,反而磨礪他們的人格,增長他們的才干,使他們變得更加成熟,最終成為歷史上的杰出人物。由此推論,上天如果要把重大的使命放到一個人的肩上,就一定要先磨練他的意志,鍛煉他的筋骨,還要讓他經受缺吃少穿、窮困潦倒之苦,這樣,才能使他適應各種艱苦的生活,為將來的建功立業奠定堅實的基礎。
            接著,孟子進一步指出:“人恒過,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慮,而后作;征于色,發于聲,而后喻。”這寫的是生于憂患。這是一個并列復句,每個分句前半寫“憂”,后半寫“生”。人在客觀世界中,不能無過,有過能改,就求得了“生”。能改是一種境界,這種境界是指人的主觀世界在客觀世界中取得了相對的自由。能改,不僅指人在道德品質上符合了仁義禮智信的要求,還指人對客觀世界的認識水平、創造能力得到了提高與發揮。一個“能”是人的愿望、決心與主觀能動性的體現。人的一生常常會因為主觀愿望與客觀世界的巨大矛盾,主觀學識品行才能與客觀處境的矛盾而憂心忡忡,內心充滿苦惱壓抑與困惑,思慮阻塞不暢。但是人也正是憂患困境中磨練了意志、提高了認識、超越了自我奮發而有所作為。人是有感情的動物,客觀世界常常引起人們喜怒哀樂好惡憂懼等感情,他們被這些感情所困擾。表露在臉色上與語言中,然后得到別人的同情與理解。入就在這種與憂患的斗爭中,找到了“生”的方式與途徑,獲得了“生”的意義與價值.,取得了“生”的信心與自由,這就是生子憂患的含義。“苦其心志”等主要是說物質上的憂患,這一層主要講的是精神上的憂患。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寫的是死予安樂。如果在內沒有能干的大臣時時注意修明法度,沒有敢于直諫的賢士處處提醒國君;在外又沒有足以與自己的國家抗衡、對自己的國家構成威脅的敵國,那么在這種寬松平和的國度里,國君便可以整日耽于安樂(他既不需文韜,又不需武略;既不需文治又不需武功),而安樂的結果也往往就是國家的滅亡,這就是“死于安樂”的含義。
            憂患可以使人發奮-安樂可以松懈斗志;逆境中求生,順境中滅亡,這就是人生的辯證法,這就是生活的哲理。這也是孟子作為孔子之后又一個儒學大師所提出的體現儒家奮發有為、積極用世思想的著名論斷。
            由于儒家學說是關涉政治的學說,故黍子的論述始終扣住圣人、賢士,人君、大臣來進行,這在《舜發》一文中也體現得很明顯。
            而是進一步將上述客觀環境和個人命運的互動關系推廣到客觀環境和國家命運的關系上去,得出“生于憂患,死于安樂”這樣一個深刻的結論,將問題提高到安邦治國的層面,使得文章的寓意更為深廣。
            開始連續排比六位古圣先賢從貧賤起家的成功事跡,暗示出成功和憂患之間的內在關系,接著在大肆鋪陳“大任”前的磨難中自然地得出結論,突出成功的來之不易。接著再將這一道理推廣到治國,最后畫龍點睛:“然后知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也。”托出一篇主旨。作者論證思路清晰,層層推進,最后作結,真有水到渠成之妙。而整篇文章也是“尺幅有萬里之勢”,無論是思想還是藝術,都堪稱鬼斧神工。
            宋儒張載在其名篇《西銘》中也說:“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于成也。”
            富貴福澤可以使我們生活得更好,這是人所共知的常識,也是人們追求的愿望。貧賤憂戚,則是人們所不愿接受的。但張載卻說貧賤憂戚,“庸玉汝于成也”,是幫助你取得成功的機會。人們都希望一帆風順,萬事如意,孟子卻說 “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人們不愿貧賤憂戚,張載卻說這是“玉汝于成”,幫助你成功。二者思想是一致的,包含著深刻哲理,體現了中國人的人生智慧。它告訴我們一個真理:人生不是康莊大道,總是會遇到種種艱難曲折,要在不斷經歷失敗和挫折,不斷克服困難的奮斗中前進。正是這樣的人生智慧,指引人們把困難和逆境看作激勵自己奮進的動力,自覺地在困難和逆境中磨煉自己,愈挫愈奮,不屈不撓地去爭取勝利,養成了中華民族不畏艱險,自強不息的精神。一部中國歷史,處處滲透著這種精神。司馬遷在蒙受宮刑的奇恥大辱的情況下,發奮著述,完成了不朽巨著《史記》。他在致友人任安的信《報任安書》中,曾列舉了許多先賢在逆境中奮起的事例,如周文王被拘禁,推演了《周易》;孔子受困厄,作了《春秋》;屈原遭放逐,寫了《離騷》;左丘明雙目失明,著了《國語》;孫子受了臏腳之刑,修了《兵法》,等等。他說,所有這一切,都是先賢在困厄中發奮作出的業績。司馬遷正是以此激勵自己,繼承這種精神,完成了撰寫《史記》的偉業。
            牢記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的真理,提倡自覺磨煉的精神,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只有自覺經受艱難困苦的磨煉,才能擔當起迎接偉大民族復興的重任。
            孟子善用排比(也善于將排比、對偶夾在一段文字里用),往往對于同一論題,采用一連串整齊的句式進行多角度多層次的說明,有如干流萬壑、一時俱下,形成滔滔汩汩、一瀉千里、不可阻擋的氣勢。《舜發》開頭,運用歸納椎彈的方式.一口氣舉了六個圣賢成功的事例,形成了一組結構相似、意義相關的排比句,這就從數量上予以強調,說明了“生于憂患”是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給讀者以深刻印象;接著又用排比句極力鋪排天降大任于是人之前對人們的磨練與考驗,反襯了圣賢成功的不易;然后再用排比句進一步說明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的道理。《舜發》幾乎通篇用排比,從語義上說,以簡練的語言表達了豐富內容;從語氣上說,加強了語言氣勢和感情色彩;從語形上看,給人以整齊對稱的美感。
          賞析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孟子所舉的例證是舜帝、傅說、膠鬲、管仲、孫叔敖、百里奚六人。
            所謂“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成為《孟子》最著名的篇章之一,后人常引以為座右銘,激勵無數志士仁人在逆境中奮起。其思想基礎是一種至高無上的英雄觀念和濃厚的生命悲劇意識,一種崇高的獻身精神。是對生命痛苦的認同以及對艱苦奮斗而獲致勝利的精神的弘揚。
            借用悲劇哲學家尼采的話來說,是要求我們“去同時面對人類最大的痛苦和最高的希望。”(《快樂的科學》)
            因為,痛苦與希望本來就同在。
            說到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太史公說得好: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圣發憤之所為作也。(《史記太史公 自序》)
            之所以如此,正是因為他們身處逆境的憂患之中,心氣郁結,奮發而起,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緣故。
            至于死于安樂者,歷代昏庸之君,荒淫逸樂而身死國亡,其例更是不勝枚舉。
            所以,對人的一生來說,逆境和憂患不一定是壞事。生命說到底是一種體驗。因此,對逆境和憂患的體驗倒往往是人生的一筆寶貴財富。當你回首往事的時候,可以自豪而欣慰地說:“一切都經歷過了,一切都過來了!”這樣的人生,是不是比那些一帆風順,沒有經過什么磨難,沒有什么特別體驗的人生要豐富得多,因而也有價值得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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